為中國設計改革路徑引爭議
在中國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時，把改革的分歧推上臺面的卻是一個來自美國財經界的大佬。
他叫羅伯特·佐利克。
多年前，曾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他在一場“中國往何處去？”的演講中，前瞻性地定位美中互為“利益相關者”。
現在，他和他在世界銀行的同事們正把關于中國改革的爭論推向一個高潮。
然而，圍繞這場改革的爭議，才剛剛開始。
改革之爭
杜建國—— 一名有備而來的獨立學者，闖入佐利克的新聞發布會現場，現場演講抗議，散發宣傳材料，并高呼“世界銀行的報告對中國是一劑毒藥。”
這位獨立學者指出，世界銀行報告中建議中國采取的改革措施，如銀行私有化并減少監管、國企私有化等，非但不會有益于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反而會造成極大危害。
“改革”這個關鍵詞成為杜建國“單挑”佐利克的起因，并隨即引發業界的熱烈討論。
在這場記者會召開的前一天，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旨在為中國實現向高收入社會的過渡提供建議。在世界銀行給《中國經營報》記者發送的郵件中，標題這樣寫到——“中國：走向2030年需要調整戰略”。
對國有企業和銀行進行改革是世界銀行給中國開出的最關鍵“藥方”。該報告的第一條建議就是——中國需要進一步重組國有企業部門，破除競爭性行業的壟斷和寡頭壟斷企業。
這劑“藥方”不禁讓人聯想到俄羅斯曾經采取的“休克療法” 。杜建國在現場對記者說，美國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藥毀掉中國的經濟，中國絕不能重復俄羅斯的老路。
這一言論仿佛一條導火索，各界迅速掀起了一場關于中國改革之路的爭論。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對本報記者表示，“完全不同意杜建國的說法與觀點，現在‘國進民退’的現象很嚴重，打破國企壟斷，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改革是要從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轉變為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發展經濟需要五種資源：貨幣資源，實物資源(如礦產、能源)，物流資源(如鐵路、民航)，信息資源和自然資源等。現在這五種資源都由國家壟斷，這就造成社會利潤不能平均化，并伴隨貪腐、低效率嚴重，這種狀況必須要改革。”一位著名經濟學家說。
在政府內部，對于此份報告的建議也出現了涇渭分明的態度。據悉，在財政部發文至相關各部委會簽時，教育部、衛生部等部委給予報告高度肯定。然而在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國資系統的相關人士則認為，如果貿然放開相關領域，降低準入門檻，反而會給中國經濟帶來風險。
眼下正當中國改革蹣跚前行之時，佐利克似乎正在扮演外來推進者的角色。
佐利克說，中國須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通過企業、土地、勞動力和金融部門改革，提升民營部門的競爭力，開放市場以促進競爭和創新，確保機會均等，借此促成新的經濟增長結構的形成。
這些也正是中國決策層當前正在思考的問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自今年2月以來，在不同場合屢屢提及民營經濟破除“玻璃門”，進入壟斷行業的必要性。但目前看起來仍是“雷聲大，雨點小”，促進民間投資的“新36條”相關落實細則至今仍未出臺。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陸科技集團總裁王晶對本報記者說：“中國經濟未來30年的可持續發展要靠科技和改革，科技創新必須依靠高科技民營企業，但是目前企業的經營環境出現惡化的跡象，必須從投融資體制上進行改革。”
面對這份報告所產生的爭議，佐利克不失風度地說：“不能期望中國發生大爆炸式的改革。從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改革歷史來看，循序漸進一直是中國政府所采用的方式。”
這位長期游走于世界政壇的美國人直言，中國新的改革過程會像上一輪一樣，先從地方開始，然后再行推廣。而此次世界銀行報告的前瞻時間為2030年，周期還很長，但改革的先后順序取決于中國決策層自己的判斷。
“改革的主動權在中國，決策由中國自己做出。”佐利克說。
呼喚頂層設計
在18個月前，世界銀行構想了這一中長期研究課題，并得到了國務院高層的批示，最終由財政部牽頭，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了報告。
這份報告列舉理由，建議中國采取新的發展戰略，調整政府和市場、民營部門以及社會的作用。
同時，該報告也提出了中國應對未來二十年所面臨風險的措施建議。這些風險包括短期內出現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人數減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環境壓力和外部失衡構成的挑戰。
佐利克強調說：“中國領導人已認識到，中國的增長模式在過去30 年非常成功，但需要加以改變以適應新的挑戰。”
報告為中國的未來發展提出六大戰略方向：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加快開放型創新步伐；推進綠色發展，變環境壓力為綠色增長，使之成為發展的動力；增進機會均等，擴大面向全民的衛生、教育和就業服務；加強國內財政體系及其現代化；將中國的結構性改革與國際經濟變化聯系起來，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系。
一份對于未來中國改革和發展戰略的報告卻出自于一家國際機構頗耐人尋味。事實上，這也正反映出中國改革目前的尷尬局面。
“缺乏頂層設計、難以達成共識、改革動力不足，這些都顯示改革正進入‘深水區’， 利益集團的形成，使得單純依靠國內的力量已難以推進深層次改革，這也是國際機構參與研究中國改革議題的大背景。”一位接近高層的智囊對本報記者說。
“事實上，在中國改革進程中，關鍵節點上都會有外界力量的出現，如‘巴山輪會議’和‘莫干山會議’，許多國際研究機構和外國學者參與其中討論，推動了中國改革的進程。”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經濟學家莊健說。
1985年9月初，在一艘名為“巴山輪”的客輪上召開了一次“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有60多位中外重要經濟學家和官員參加。這次由當時的國家體改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世界銀行聯合主辦的會議對經濟制度分類、宏觀經濟管理、貨幣政策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使中國政府高層官員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觀政策目標及其實現途徑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給中國應當采取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了有充分科學依據的結論。“巴山輪會議”的相關建議也成為之后中國改革的重要坐標。
而在1984年由一批中青年經濟學者在莫干山發起的“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圍繞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拿出了七份務實的解決方案，提出的“價格改革兩種思路”為決策層提供了改革參照。 感谢您访问我们的网站，您可能还对以下资源感兴趣：